第493章

除了托派之外，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把陈独秀派说成“取消派”

，全名是“托陈取消派”

。

其根据是两条：一是说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转向了低潮而不是高潮；二是说在低潮时期革命策略应该是退守而不是进攻。

对此，陈独秀主持的托陈派临委在纪念1930年5月1日劳动节时发表的《告全国工人书》中反驳说：“史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及中共中央，因为我们反对他们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遂加我们以‘取消派’的罪名，以掩蔽他们的政治破产。

取消派在俄国革命中所发生的历史，是因为有一派人主张取消革命运动并且取消秘密的共产党。

中国革命、共产党是无人能够取消的，我们反对派所以取消的只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及中国共产党中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

又说：1927年的上海政变和武汉政变，“已表明国民党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和国内反动势力结成了反革命的联盟，这时中国革命显然是失败了。

革命既然失败了，工农群众的组织及共产党都受了很大的打击几至溃散，此地中国的局势已转入反革命阶段。

在此阶段中，无产阶级一时已没有武装进攻之可能，此时即应改取退守战略，一面调动广泛的民众，反抗胜利的资产阶级之军事独裁，以便无产阶级不至因革命失败而退出政治舞台，虽在反革命的阶段亦不至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史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及中共中央的政策，不是这样。

他们极力讳言中国革命失败，自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一直到今天，他们都不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他们认为说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人是取消派……他们都企图以盲动政策，急速获得胜利，以遮掩其机会主义政策失败的羞颜”

。

更有甚者，“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专门不断的牺牲少数积极分子做示威打电车这类浮面运动，而不以主力在群众中做组织与斗争的刻苦工作。

群众一有自发的斗争，他们不估计群众自身的力量，采取适当的策略，领导斗争获得胜利，而是任意扩大斗争使之必然归于失败；甚至有人主张牺牲大批工人学生和租界巡捕肉搏，造成第二个‘五卅’”

；更企图勾结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在上海举行‘第四次暴动’”

。

[14]

从思想理论上考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陈独秀派的主张比莫斯科和中共的主张实事求是得多。

而且如此批判中共历史上第一、第二次“左”

倾错误，与后来延安整风时期对三次“左”

倾路线的批判，在事实上甚至在语言上完全一致，而时间却相隔了十几年。

正在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又发生一个特别的事件——中东路事件，加剧了他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对立。

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保卫苏联”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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