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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每次打开报纸时，总是提心吊胆。

人的生死就仿佛是轻飘飘的柳絮，不知会被风吹向哪里。

他对这样的情形简直厌恶之极，每天都象困兽一样在公寓里走来走去，看了报纸就写信，一封信总是写得很长，有些寄出去了，去了云南，去了重庆，去了上海；有些写完就收了起来，有时会撕掉，有时撕了一半，却又收了起来，放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

傅玉声是在报纸上看到何应敏死讯的。

那是次年夏天的事，报纸上说他坐着汽车出门，下车的时候被人拿枪打死，还配有照片一张，照片上的人穿着西服，倒在地上，身旁是一摊黑迹，应当是血。

暗地里有人说他投靠了日本人，拿了日本人的好处，要在维新政府里做事。

傅玉声浑身发抖，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愤怒，何应敏虽然圆滑世故，但这种事情还是不会做的，他想这其中必定是有什么误会。

结果好几张报纸上都写了这样的消息，他仍是不肯相信，又辗转的找人打听，才知道何应敏的死讯竟然是真的。

何太太畏于流言和压力，也不敢办丧事，将灵停在何公馆里，她和何应敏膝下没有儿女，出了这种事情，她一个人就有些呆呆的，精神也坏了很多。

他焦虑得厉害，四处托人，想要还何应敏一个清白，可是钱花了不少，却没有丝毫的头绪。

那段日子坏消息简直是一件接着一件。

到了秋天，他又从叶瀚文那边听说陆少棋已经战死在粤西沙场的事，实在是经不住，整个人大病了一场。

病好之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冒死回一趟上海。

可就在他积极的筹备着回沪一事时，日本的舰船突然切断了粤港的交通。

港英当局从星加坡调来百余架飞机严阵以待，同时封锁了海面，回上海的事顿时化成了泡影。

当时在香港的朋友全都极力的劝阻他，他反复掂量之后，终于未能成行。

因为焦虑太过，他的病也时好时坏，英国医生强制要求他住院休养。

他在医院养病之际，终于动笔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

信封上写得是杜鑫的地址，信里又夹了一封信，写明了是给孟青。

寄出了半月，没有任何音讯，也不知收到了没有。

随着国土的沦陷，在香港避难的人越来越多。

他因为从前同赵永京和杨秋心熟识，也认识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他们因为政治倾向的不同所以来到了香港，积极的活动着，组织抗日，发出了各种的声音。

傅玉声知道政府的特务机构在香港也有众多的耳目，所以只是暗暗的资助他们出版相关刊物，拍摄新的影片，并不敢堂而皇之的公开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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