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8章

由于苏俄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当时北京皖系政府追随帝国主义推行反苏政策，他们曾争取直系军阀吴佩孚。

直到1922年，越飞还写信对吴佩孚说，吴“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提议双方合作。

[52]同时，他们又对多年来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对俄国友好的孙中山寄予厚望，1920年曾派人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双方军队合作，从新疆方向“反对北方现时的反动政府”

。

[53]他们还称福建督军、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云南督军唐继尧为“人民运动的领导人”

，甚至称赞“陈炯明是最杰出的军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称赞的共产主义者”

。

[54]

与中国先进分子的接触，如上所述，开始时也十分广泛，他们自称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南京等地的工人和学生组织联系，“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

。

[55]其实，他们联系的绝大多数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即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所以，在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维经斯基来华通过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前，苏俄以上这些代表的工作，除了提供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潮活跃的情况外，寻找代理人以组织革命政党的努力，端无成就。

那么，陈独秀又是怎样成为中共的创建者的呢？

如上所述，陈独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组织的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同盟”

，即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

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陈独秀最后才真正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物色的对象。

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资料表明，有关陈独秀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史实，与中国学术界几十年来的传统说法有很大的不同，比较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1919年8月，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在得到批准后，他作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远东，俄共中央政治局给他的指示是：

1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

2我们对待中国、蒙古和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

3实际上，我们应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还应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

4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

[56]

这个指示，充分反映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总方针是把维护苏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在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工作十分广泛，帮助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革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决定建立远东局（又称西伯利亚局），负责领导远东各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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