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在1923年及1926年两次辞职事件中，蔡元培可以说都是“以辞职为抗议”

的主动放弃。

不过，以蔡元培自五四之后在学界之地位和身份来说，无论其举动是否出于主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免不了被放大为一场学界风潮。

在两次辞职事件中，北大学生、教师以及社会舆论念念不忘的皆是蔡元培在五四前后给北大及全国学界带来的不同气象。

而且，在此过程中，众人亦不乏对刚刚过去的五四经验的直接引用，只是这种经验的引用更多是限于抗议的形式，而少有精神层面的借鉴。

尽管1920年代教育界的境况早已不可与五四之时同日而语，但是，五四时代北大的辉煌仍历历在目，只不过多少有些恍如昨世。

面对越来越窘迫的现实境遇，时人最直接的想法便是唤回给北大带来五四辉煌的老校长蔡元培。

但蔡元培对于回校复职的态度却并不积极，1926年归国之后更是不顾众人苦心劝说，将事业重心转移到政治之上。

蔡元培复职的希望破灭之后，蔡元培革新北大时所秉承的诸多理念便因现实的刺激，而常被时人提及和模仿。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就有不少后来的民国大学尝试以蔡元培办北大的方式来办教育。

五四时期正在北京的张澜，就曾耳闻目睹了新文化运动和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情况。

因而，他自己后来成为成都大学校长时，也对蔡元培的做法多有借鉴。

张澜学蔡元培办学，最突出的是对校内各党各派、各种学说兼容并包，主张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

[202]曾经是成都大学学生的廖友陶也曾回忆道，张澜“常对部分师生讨论蔡元培先生办北大时表露的对高等教育的一些观点，如‘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

[203]1930年，吴芳吉写信给吴宓时也言及张澜办成都大学之事，有“张公之办成大，一仿蔡公之办北大”

之说。

[204]

1945年11月，管理西南联大校务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日记中表示：“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

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205]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历史系的何炳棣也认为，五四以降北大的“兼容并包”

传统，西南联大不但承继，而且加以发扬光大。

[206]

不过，无论是偏安于西隅的成都大学，还是处于战火频仍中的西南联大，抑或是其他近代以来的大学，恐怕都难以汇聚蔡元培出长北大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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