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茫然间我拨通了他的电话（第2页）

每项研究的起步阶段，需要有学生做大量的基础工作：搜集整理文献，寻找清理数据，摸索建立模型。

助研越多，成果就会越多。

但他们的经费有限，无法资助太多助研。

有学生主动来做，不要报酬，他们当然乐意。

做好了的话，他们的想法会变成一篇甚至几篇论文，多了研究成果，也可能会因此多带一个博士生。

做不好的话，最多损失掉一些时间，但这也不能算作损失，因为他们在指导过程中自己也会受益，而且指导学生本来就是教授的职责之一。

更何况，如果看到学生的能力不足或态度不好，他们可以随时终止合作。

谈了一圈后我琢磨再三，最后确定了两位教授：乔治和袁方。

一年级期末考试结束后的第三天我便开始与他俩合作。

我边做边学，大半年下来，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自己的进步，不但学会了一些研究技巧和套路，也慢慢学到了一些思考方法。

学期过半，陀螺转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生活按部就班，波澜不惊，无喜也无悲。

对我而言，nonewsisgoodnews。

这已经算是个满意的生活状态了。

我不奢望喜事降临，可也承受不住更多的打击了。

时间是一剂良药，工作更是一剂良药。

我的精神状态在逐渐恢复。

我越来越少地纠结生死问题，越来越少地沉湎于失去妈妈的哀伤。

尽管偶尔还是会突然流泪，但哭的时间和频率都在下降。

我与周密依然保持着疏淡的关系。

绷紧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对他的抵触情绪也逐渐减弱，但我不会主动跟他联系。

我们谁都不提及二人的关系。

离婚后成为朋友，应该就是这样的吧？原来我也可以做到。

十一月初的周一晚上，我被骤然响起的刺耳警笛吓了一跳，很快便听到外面的嘈杂声。

我竖起耳朵听了一小会儿，决定出去探个究竟。

走到门厅时正看见两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抬着担架顺着楼梯下来。

瘦瘦小小的蒂尼思在担架上缩成一团，跟壮汉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顿时想起妈妈蜷缩在病床上的身体，心里绞痛。

我特别想放声大哭，可周围没人哭。

蜜雪儿站在门口，淡淡地看着壮汉把担架抬出房门，塞进救护车里。

她的脸上没有哀伤，没有惊慌，平静得就好像是在目送妈妈出门去买菜一样。

我心里泛起了酸水。

我好生羡慕她的镇定自若。

她真比我坚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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